亭林遺風　江南余韻     潘　訊    2021年03月24日10:44

 

——讀“中華南社文化書系”蘇州諸卷

 

蘇州，是南社的發源地，據不完全統計，蘇州籍南社社員157人，佔社員總數超過13%，且南社中的核心人物大多出自蘇州。蘇州，也是南社研究的重鎮，由民革江蘇省委委員、中國近代文學學會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總秘書長張夷，詩人、江蘇省南社研究會副會長、蘇州市南社研究會副會長丁及擔任總主編的《中華南社文化書系》共29種31卷、800余萬字，其中《蘇州與南社》、《吳江與南社》（上下卷）、《常熟與南社》、《周庄與南社》、《盛澤南社故事》、《吳中南社故事》、《中國南社紀念館》等卷，全景呈現了蘇州南社史的壯貌。而《陳去病研究文叢》、《陳去病政論文輯》、《朱梁任紀念文集》則闡述了蘇州近代文化名人“天下興亡在匹夫”的人文啟智意識。《南社百問》、《南社百人》、《南社人物名號錄》、《南社館藏舊著錄》、《南社遺存尋蹤》等卷更填補了南社文化遺存保護研究和歷史文化普及的空白。

　　從南社看蘇州文化傳統，從蘇州文化傳統看南社，不僅“相看兩不厭”，而且還為我們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有意味的發現。在以蘇州為中心的歷史文化研究中，向來以文學、藝術史為主，而對蘇州文化源流中人文精神史、思想史的探索尚較薄弱。比如，錢穆先生最先揭櫫中國傳統文化中“士”之傳統，余英時等人繼之開展深入論述，季羨林晚年談話中亦獨舉“士風”與“俠氣”為中國文化的真精神。“士風”在蘇州文化演進中也存在一條時隱時顯的精神脈系。晚明，昆山人顧炎武（亭林）疾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講求經世篤行，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此后數百年間知識分子無不仰慕景從。康乾以降，社會承平，清代文人治學轉向文字、音韻、訓詁等領域（所謂“小學”），蘇州學者被稱為“吳派”，他們沉浸於古代典籍闡述，鮮有思想創獲。藝術創制也回歸本體，趨於細膩恬淡。“士風”消歇。而到了清末民初之際，南社諸子異軍突起，上溯二百余年，直接明清易代之際以顧亭林為代表的先輩大儒，承續了中國傳統“士”的精神風骨，成為這一階層的塚子。南社發起人之一的高旭有詩道：“到頭時事何堪說，地老天荒我始來。幾復風流三百首，竹林豪飲一千杯……”“幾復風流”，明末太倉人張採、張溥實導其源，與亭林精神相應桴鼓，同樣點醒了南社人的思想淵源。與顧炎武等諸儒一樣，南社諸子處於王綱解紐的社會轉型時代，更面對近代“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們承道統意識、重民族氣節、求獨立人格、究文行出處，激發出璀璨奪目的思想火花。至此，蘇州“士風”復熾。由以上簡略的追溯與比較中，可以看出蘇州文化傳統的另一面——一種不可忽視的精神特質。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以來蘇州文化走向全面繁盛，鮮明的江南水鄉自然特征、融和濃郁的文化氛圍、崇文重教的文化傳統和勤奮創造的人文品格，使蘇州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家、辭曲家、戲劇家、書法家、美術家、歷史學家、經學家、訓詁學家、藏書家、建筑學家、科技家，文人學士、名相重臣，蔚然大觀，這個文人群體創造了明清兩代蘇州文化碩果。正如龔自珍所謂“從來才大人，面目不專一”，其杰出者如“吳中四杰”、唐寅、文征明、錢謙益、沈德潛、馮夢龍、金聖嘆等，無不多才多藝，詩文書畫皆精，他們都超越了現代意義上的所謂“專家”范疇，成為“專家之上的文人”。而這一人文傳統在現代中國已告中斷，美國漢學家約瑟夫·列文森在代表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指出，中國文化精神其實是一種“非職業化的業余精神”，在明和清初尤其盛行“反專業化的文人傳統”﹔“隻有當近代西方的沖擊動搖了紳士——官僚——文人的地位時，‘非職業化’觀念才會不知不覺地為‘專業化’觀念所取代”，舊傳統才會被“生活在科學和革命時代的新青年”所反對。活躍在江南吳地的南社士子，他們深受蘇州文化的濡染陶冶，鮮有偏枯狹隘之弊。柳亞子、陳去病、葉楚傖、俞劍華、朱梁任、黃人、胡石予等，亦宦亦隱，亦儒亦俠，他們的趣味、愛好、專長都是多方面的。他們所倡導的“雅集”是傳統文人的生活方式的再現。一幅《汾湖舊隱圖》，逸筆瀟洒，題跋連綿，承續了圓融渾厚的中華審美情趣。他們生長在傳統之中，又處在近代社會急劇變革的時代，雖然不同程度沾溉了西方近代文明，但是他們並不究心於“專家”，而是和他們的先輩一樣，優游於傳統文化各個門類，成為最后的傳統意義上的“文人”。

　　而在今天的教育體系中，專業分割、治學格局愈趨瑣細，傳統意義上的“通儒”、“鴻儒”已難再見。南社人物帶給我們的啟示是，隻有珍視傳統，才能再創蘇州文化、江南文化的新輝煌。■

　　（潘訊，中共蘇州市委研究室綜合研究處處長、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責編　劉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