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敏  金鑫：鑒往知來 礪行致遠         2024年11月28日15:27

“趕快向解放軍發信號！”

舞台上，“市郵政局代理局長王裕光”眼看室內並無白布可用來向解放軍投降，聚光燈下，“他”情急生智，將“國民黨守軍賴營長”床上的白床單抽出，冒險推開窗戶，邊飄揚白床單邊向著河對岸解放軍部隊高聲大喊：“投降了！投降了！”此刻，時針正好指在了解放軍接受守軍投降的最后期限——下午4點。一場原本會造成雙方大面積傷亡的血戰就此消弭……

台下，伴隨著觀眾雷鳴般的掌聲，由吉朋曉、杜福昌、陸煒、馮昊翀4位機關干部為“紀念上海解放75周年”主題博愛悅讀會而專門排練的短劇《上海郵政大樓的一段往事》就此落下了帷幕。在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臨時搭建的舞台上，機關干部們的表演，生動而又富有感染力﹔但75年前，在上海解放的那幾天真實發生過的一幕幕，卻又要驚心動魄得多。

1949年5月25日，在解放上海的戰役中，蘇州河邊的上海郵政大樓成為最后激戰的地方。為了上海的完好保存，中共中央命令解放軍在進攻時不能使用重武器。

四川路橋是國民黨守軍在蘇州河北岸防線的重中之重，橋北堍西側的郵政總局大樓作為制高點，發射的火力可以完全覆蓋整個橋面，這裡自然就成了國民黨守軍——青年軍第37軍第204師第611團3營近百名官兵的最佳防御據點。

守軍居高臨下，子彈就像暴雨一樣在橋面上狂瀉，解放軍突擊的戰士一批批倒下，其中就包括最先突破長江天塹的、赫赫有名的“渡江第一船”——第27軍79師235團1營的戰士們。四川路橋成為整個市區之戰中解放軍唯一一次“抗命”動用火炮的地點，可見戰況之激烈。

在解放上海的隆隆槍炮聲中，有一個人正在市政府“值班”，他就是“代理”市長趙祖康。其實早在1948年底，趙祖康就已經開始嘗試接觸在滬中共地下組織。到了1949年2月，他實際上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外朋友。趙祖康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為黨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情報。

在上海郵政大樓激戰的前一天（5月24日），凌晨1時，市政局長趙祖康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電話是國民黨上海市長陳良讓社會局長陳寶泰打來的，讓他馬上過去。“我找你來，是請你來代理上海市長！”陳良急切地對趙祖康說。趙祖康面露為難之色，提出希望由市警察局局長毛森出任“代理市長”，但遭到毛森斷然拒絕。趙祖康於是順水推舟，要毛森推薦一人協助他維持社會治安。毛森毫不遲疑地推薦了時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長的陸大公。

“我早就懷疑他是共黨，本來是要槍斃他的。”毛森此言一出，嚇了趙祖康一大跳。但毛森的懷疑並沒有錯，陸大公也早就已經是“自己人”了。1948年底，中共黨員吳克堅來到上海進行統戰和策反工作，與陸大公建立了聯系。1949年4月，吳克堅根據中央指示，派聯絡員肖大成聯系陸大公，要求其做好起義投誠的准備工作。所以，當5月24日在電話裡突然接到“代理局長職務”的命令時，陸大公就立刻請示了中共地下組織。吳克堅當即指示肖大成要陸大公消除顧慮，接受“代理局長”職務並要肖大成以義務警察身份配合其工作以便隨時指示機宜。

陸大公接任代理警察局局長后，當即指示“戶籍冊和檔案等物必須保存，不准毀壞”。在毛森出逃后，陸大公立刻按照黨的指示，維持好社會治安，積極做好起義准備，迎接上海解放。解放軍在進入上海后，第一個接管進入的就是警察總局和分局。陸大公不停在向趙祖康匯報解放軍的動向，並執行趙祖康的指示：“不許抵抗，挂白旗！”

5月26日清晨，趙祖康到公用事業部門現場辦公。在他的保護下，上海市內的公用交通基本恢復正常，水、電、電話都沒有中斷。就在這時，趙祖康得知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蘇州河北岸郵電大樓的國民黨殘軍還在“死守”。很快，趙祖康接到解放軍指示，立刻打電話給值守在郵政大樓的上海郵政局代理局長王裕光，要求他對國民黨守軍進行勸降，投降時間限定不晚於當天下午4時。

其實，王裕光當時也很焦慮。南京解放后，上海解放迫在眉睫。為了把郵局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中共黨組織指示郵局接管小組不僅要保護好資產、設備和檔案，更重要的是保障郵局特殊時期的正常通信。為此，黨組織決定由戴孝忠負責做王裕光的工作。以王裕光和工會理事長王震百為首的主管人員，認清了前途，成立了護局委員會以安定人心。

但對郵局守軍的勸降工作一開始並不順利。據趙祖康之子趙國通回憶，當時國民黨守軍的賴姓營長拒絕投降。王裕光一直做他工作，眼看距離最后期限越來越近，王裕光率領護局委員會的同志沖進了營長辦公室。眼看大勢已去，國民黨青年軍204師殘部全部放棄了抵抗。“沒有丟失一份郵件，沒有損壞一件設備，沒有遺失一份檔案”，上海郵政大樓就這樣完整的回到了人民手中。大樓332會議室的玻璃窗上至今還保留著那場戰斗形成的一個彈孔。經向趙國通求証，由於之后上海市區再未發生大規模激戰，這個刻意“永不修復”的彈孔就此成為“上海解放留下的最后一個彈孔”，見証了解放戰爭在上海市區最后的激戰。

之后，趙祖康又用同樣的辦法促成了河濱大廈和外白渡橋北百老匯大廈（現上海大廈）守軍的投降，解放軍安全渡過蘇州河，南北勝利會師。“代理”市長、公安局長、郵政局長的趙祖康、陸大公、王裕光都為上海解放貢獻了力量，在重要歷史關頭選擇和這座城市一起迎來“春天”。

解放后，趙祖康、陸大公、王裕光先后加入了上海民革組織，趙祖康擔任了上海市副市長，后又歷任民革市委會第三至七屆主委。作為道路工程專家、市政規劃專家，趙祖康與詹天佑、茅以升並稱為“中國交通工程三杰”。解放前，時任工務局局長的趙祖康作為《大上海都市計劃》編制工作的實際主持者，他和團隊四處奔走，鍥而不舍，但由於種種歷史原因，這份規劃並未變成現實。

圖文並茂的《大上海都市計劃》經陳毅市長批准，終於在1950年7月正式印發。此書是中國第一部現代城市總體規劃，“大上海都市計劃中的一些重要規劃思想傳承至今，對上海的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有著重要影響，可以說時至今日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趙國通如是說。

趙祖康在編制上海都市計劃時提出，把越江交通工程納入規劃方案中，包括建造越江隧道、建造跨江大橋兩種構想在新中國終於付諸了實踐。1965年4月初，上海市城建局向中共上海市委推薦打浦路隧道方案﹔1971年6月10日，打浦路隧道建成通車。從此，上海有了第一條連接浦西與浦東的交通干線﹔1988年12月15日，橫跨黃浦江的南浦大橋工程正式動工，銜接內環線高架路、中山南路和陸家浜路，引橋宛如一條昂首盤旋的巨龍橫臥在黃浦江上，璀璨耀眼﹔1991年11月19日，南浦大橋正式通車，上海人終於圓了“一橋飛架黃浦江”的夢想。南浦大橋通車的那一天，91歲的趙祖康坐在輪椅上，被家人推上大橋。凝望著設計新穎獨特的斜拉索，遠眺浦江兩岸的高樓建筑，他的內心無比激動。浦東浦西順利牽手的背后，凝結的是趙祖康等老一輩工程技術專家的智慧和堅持。

退休后，在頤養天年的日子裡，趙祖康仍然非常關心上海的城市發展與建設，而上海市領導，如江澤民、朱镕基等，也十分重視趙祖康的獨到見解，每當討論市政建設項目時，都會認真聽取趙祖康的意見。1989年9月1日，趙祖康90大壽，朱镕基專程前往趙祖康位於興國路的家中為他祝壽。在送給趙祖老一柄精致的龍頭拐杖上，朱镕基還親自寫下了祝詞：“年高德劭，功在上海”。據趙國通介紹，朱镕基從不輕易題詞，在上海僅有兩次，為趙祖康祝壽題詞就是其中之一，可見這份禮物是民主黨派成員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歷史証明。

“潘敏啊，你們肩上的擔子，不輕啊。”今年春節前夕，機關總支部上門慰問、探望老同志時，解放前就已投身革命工作、現已108歲高齡的離休干部沈宗鎬以一個民革前輩的身份寄語我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上海解放75周年之際，“民革人”更要傳承、厚植、奮進民革優秀傳統，堅定投身偉大事業，責任艱巨而使命光榮。

在組織建設中，市委會機關總支部始終要求青年黨員通過四史及民革黨史學習讀懂上海作為“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提出地”在統一戰線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上海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歷史的選擇。因為，近代民族工業在這座城市發軔，新文化運動在這座城市發端，馬林來華指導建黨在這座城市發生﹔“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會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統一戰線”這一概念，上海也就此奠定了中國共產黨推動國共合作、開展工人運動、指導全國革命的中心的地位﹔大革命失敗后，上海成為中共開展地下斗爭、擴大統一戰線的重要陣地﹔當人民解放戰爭從戰略防御轉為全面反攻之時，尤其是在上海即將重回人民懷抱的重要歷史時間節點，民革前輩趙祖康、陳銘樞、吳藝五等紛紛改旗易幟，做出了符合歷史潮流和人民利益的選擇﹔解放后，上海成了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為支援全國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浦東開發開放以后，上海又一躍成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創新發展的先行者。

鑒往知來，礪行致遠。

上海郵政博物館裡，那個永不修復的“上海解放留下的最后一個彈孔”凝固了75年前的驚心動魄，無聲地訴說著上海黎明到來前的往事。但歷史從來不是完成時，而是始終在進行時！上海民革的廣大黨員必將，奮楫劈波浪，攜手共遠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