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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上的两兄弟——我的伯父和父亲
时间: 2011-12-09 | 文章来源: 《杭州民革》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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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益堃1942年在张掖办事处

今年是伯父和父亲诞辰115周年和105周年,我们全家子女从北京、成都、深圳、上海等地会聚杭州去故乡诸暨看望伯父和父亲。

历史是曾经的沧桑,影像是眼前的过去。回首往事是一种欣慰,一种感动,一种悲凉,也是一种对人生的激励。回忆过去的岁月,感到往事并不如烟,仿佛他们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处事为人,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对事业的忠诚和对家人的亲情关爱,成了我们子女挥之不去的怀念。

一、兄弟携手——敌营十五年

伯父汪益增(1928年后改名汪维恒),父亲汪益堃是浙江诸暨人。伯父长父亲十岁,长兄如父,兄弟感情很深厚。是伯父带领父亲走上革命的道路,并是他的入党介绍人。父亲生我和我生活了五年,伯父养育我们一家,培养我做人、成家立业共28年,伯父如父,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

伯父1913年在杭州浙江一中学习,1921年毕业于北洋政府北京军需学校第四期,后派往浙江军队中任营团军需官。1922年在宁波与张秋人(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任书记)同志相识,1924年1月由张秋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的有杨眉山(后为宁波地委委员,“4·12”中牺牲),许汉城和周天(1945年被军统暗杀),他们四人是宁波最早的党员。1926年12月浙军起义失败后返回诸暨,在国共合作的1927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提请国民党省党部派伯父为浙江台州区党务特派员。在党的指示下,伯父在临海、台州、宁海、温岭、黄岩等六县发展党组织,并建立了中共临海小组(归临海特别支部领导)。1927年4月12日前夕,伯父在温岭县做了“隐蔽、上山、外出”的部署后离开了台州。“4·12”后的1927年6月,宁波共产主义青年团(C·Y)地委遭遇到严重破坏,中共宁波地委(后改为市委)调伯父主持宁波团地委工作,并任团市委书记。1927年9月受中共宁波市委派遣去杭州向省委汇报工作之后,省委将他派往诸暨筹建中共诸暨县委,9月诸暨县委成立,书记是金城(树栋),组织委员是伯父,父亲为县委宣传部干事兼诸暨上南区区委委员。

父亲汪益堃1921年毕业于杭州安定中学,父亲视兄如父,聆听教诲,亦随兄投入革命洪流中。在安定学习时伯父将父亲介绍给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华琳和马乃根同志接触,从此父亲在党的教育下参加革命活动,并于1925年由兄长汪益增和华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夏在安定毕业后,即在省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当时华琳为省委宣传部长。1927年“4·12”后,省委受到严重破坏,有的被捕牺牲(如省委书记张秋人等),有的被迫撤离,父亲坚持到6月后也撤离去宁波找伯父,在宁波会合后,遵照省委指示,兄弟二人9月返回诸暨。

1928年5月,伯父在诸暨县城中区小学任教,该校是诸暨县委的一个机关,5月诸暨暴动前一天,参加暴动的该校教师边世民擦洗手枪走火,误杀其进门送茶的妻子,以致机关暴露,暴动失败。到1929年春,诸暨的几次暴动均告失败,全县党组织几乎消失殆尽。父亲就去南京找伯父,而伯父已先于1928年8月由县委决定撤至南京,伯父在南京通过中央军校任经理处处长的陈良(伯父在北京军需学校时的老师)介绍进入国民党军需部门工作,父亲到南京后伯父将其安排在南京军需学校会计统计班学习。1934年,父亲结束了学习,分配在南京军政部工作,后为军政部会计长陈良的副官。1937年7月,抗战爆发,8月伯父通过史永(真名叫沙文威是沙孟海四弟)与党建立了情报工作关系。“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从中共诸暨县委的旧名册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不由地想起了最近调任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副署长,也叫汪维恒,这两个名字是否是同一个人?几天后,核实后的四叔给她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他是宁波早期老党员,1929年‘诸暨暴动失败后,奉命寻找机会伺机潜伏的县委组织部长汪维恒’。汪后来进入国民党军队,而且当上了胡宗南部34集团军的军需处长,最近又升为副署长。母亲听后大为振奋,让四叔与汪会面,重新接上关系。汪提供的第一份材料是国民党军各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当这份厚厚的绝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局派人转送到延安,放在毛泽东、朱德案头上时,两人看后同声叫好,随即指示李克农发电报嘉奖。”(摘录《陈修良,潜伏——1946》一文)与此同时,伯父也与中共南京办事处宣侠父同志经常联系。1937年底,兄弟二人同时随军政部机关由南京撤往大后方重庆。路经武汉,与当时在武汉工作的钱之光同志取得了联系。1938年,伯父被派往陕西西安任军政部第一会计处处长,西北军需局局长,再度与已为西安中共入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宣侠父同志取得了联系。父亲则留在重庆任军需署人事科科长,也再度找到了中共重庆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同志。从此之后,每次伯父从西安到重庆,必与父亲一起去找钱之光同志,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兄弟二人一个在西安,一个在重庆,紧密配合,积极地公开或秘密地为八路军军需补给做工作。解放后,时任轻工业部部长的钱之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新四军建立之后每月军饷20万,由我带人去国民党军需署领取。国民党歧视新四军,领取时有意刁难,把手续搞的繁琐复杂,我们不熟悉这一套,到处碰壁。胡宗南的一个军需署长叫汪维恒的是我同乡,常常指点我,有时还想办法提前领取,将款存入银行,让我们得到一笔利息。‘皖南事变’前,汪维恒告诉我,说国民党以后不发新四军军饷了,要我们早做准备。我知道后立即向叶剑英同志汇报。果然,不久我们的军饷就停发了……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此话是暗示‘皖南事变’的发生,停发军饷是一种征兆,但却被当时有关领导忽视了。”(摘录于《杭州日报》倾听人生版《党籍》一文)。是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倒戈,国民党军队开进新疆,为方便军需补给,军政部在甘肃张掖设立办事处。军需署署长陈良调父亲去张掖办事处任少将处长,赴任途经西安作暂短停留,伯父嘱咐他将党的工作带往张掖。1942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调集部队,企图于7月向陕甘宁边区突击,此时共产党急需西北各省军事和政治方面情报,包括西北国民党部队的番号、派系、力量装备、布防和进攻路线,以及胡宗南对我封锁破坏的情况等。兄弟二人将情况收集后借由一起到重庆找到钱之光同志,并由他派车将兄弟二人秘密接到红岩村,见到周恩来同志,伯父全面汇报了西北各省国民党军政情况,父亲做了若干补充。在场的有林彪、任云甫和钱之光等同志。1943年春,父亲调往新疆任军需处少将处长,当年6月1日,父亲在西安参加关于抗日的工作会议后乘机返新途中,因气候突变,不幸在甘肃永登县乌鞘岭机坠身亡,年仅37岁。为抗战而死,吊唁的人很多,胡宗南、陈良、祝绍周都到场,蒋介石也颁发了“荣哀奖状”。因为兄弟二人都是军需部门将领,个人和单位及商界捐款无数。这些钱本可留着抚养遗孤及家属,但伯父都捐了,在父亲工作过的张掖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建了两所“益小学”。从建造到教工工资全由这笔捐款支出,他觉得这才是弟弟的心愿。这可是中国最早的希望小学。这两所学校至今一所还在,不过现改名为安远镇安远小学。

飞机失事之后,全家随伯父去乌鞘岭,父亲的遗体头脚都已失去,但留有完好无损的右臂一条,伯父握着父亲的手流着眼泪说:“这是为我而留的,用来为阴阳相隔的兄弟最后一握。”哥哥姐姐站在伯父身后,伯父蹲在父亲身边并握着他的手照了一张像。

2007年,我曾给天祝藏族自治县发过一封信和寄去一些资料,他们的县委台湾工作办公室曾给我回复一信,信中说:“2004年5月20日,天祝藏族自治县安远镇安远小学师生,在平整校园时,挖掘出一块刻有于右任先生印章的碑,据县文物部门的有关人员初步鉴定为于右任先生真迹。出土石碑为一纪念碑,碑上方刻有‘陆军军需监’二行小字,正中刻‘汪公益纪念碑’7个大字,左下方刻有‘于右任题’和于右任本人的印章,右下方刻着‘中华民国三十二年’8个小字。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块刻有汪益先生遗像的石碑,石碑上部中间刻着汪益先生遗像,右边分别是其母、其哥汪维恒、其妻、其嫂、其妹的头像,左边刻有7个友人的头像。碑下刻有杜唱初、何柱国、张继、萨镇冰、谷伦、蒋鼎文、陈良等国民政府高官和高级将领及汪益先生的妹妹及其子等悼念词。字体包括行、楷、隶、草、篆,大小有别,错落有致,时隔61年仍能清晰辨认。据当地老人回忆,纪念碑共四块,分别为于右任先生所题纪念碑及汪益头像和亲友怀念词,汪益遇难经过和汪益功德碑,目前已出土二块,其余二块正在寻找中。”

在1929至1937年期间伯父还做了以下一些事:

①救济、掩护诸暨暴动失败后流亡在外(南京、洛阳、商丘)的同志,如金城(统战部副部长),寿松涛(西安航空学院党委书记),骆子钊(金肖支队政委),潘念之(华东局统战部政治处长),马乃松(上海公安局长),括号中为解放后任职。其他还有金坚、金丁永、金剑鸣、张以明、许汉城、华琳、邱培书、何竞华、钟子逸、陈葵南、何咀英等人。

②1932年营救周天出狱。

③1940年12月任军政部西北军需局局长兼34集团军总司令部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经理处长期间与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联系。

④1942年初,潘汉年去西安,通过伯父将巴金女友刘真元派往西安军粮局搞情报工作,还秘密派人打入胡宗南部任机要秘书做了大量工作。

二、我的伯父——敌营二十年

父亲走后,伯父继续为党工作,除了情报工作外,在军需工作上自1938年至1946年任联勤总部第七补给区副司令兼西北军需局局长期间,伯父在国民党部队的军需会计业务遍及西北各省,包括1、2、8、10各战区,开始还包括第18集团军(八路军)。在此期间,办理多起涉及西北最高人物的大案:①缉获卫立煌第一战区长官部私运洛阳统制布匹入陕案;②缉获蒋鼎文西北行营私藏大批军服案;③缉获傅作义西安办事处套购大批军布案;④揭发阎锡山驻陕办事处贿赂干部案;⑤没收山西帮“通诚晋”(与阎锡山和孔祥熙有关大私商)走私军服案等等。其他大小案件无数。因缉查矛头所指,触怒权贵,伯父连遭二次撤职。第二次是得罪蒋纬国(时为胡宗南一师任连长),蒋纬国向蒋介石诉说,由于何应钦抓到了一师师长和蒋纬国合谋扣发军饷和军需物资的证据,蒋介石无奈,复将一师师长撤职查办,伯父撤职后,原想回诸暨,后由陈诚出面调往南京任联勤总部经理署技术委员会主任,副署长。此时与史永同志接上关系,继续搞军事情报工作,史永为此专门设法由上海调往南京。伯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业务关系,尽量搜集情报及时交与史永同志转报党中央。这期间几乎所有重要战役、军队调动、各地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运输补给都及时密报:①大别山战役:1947年,刘邓大军东渡黄河突破蒋军防线,蒋介石极为紧张,立即召集最高军事会议。何应钦、白崇禧等中央及豫、鄂、苏、赣各省将领约四、五十人到会商议组织一个战役的计划,伯父也参加。最后决定由白崇禧亲自出马,调拨20万大军,拟定进击路线、出动日期、兵力布置、各部驻扎地等等,会后伯父将全部计划立即交给史永同志,由上海局刘人寿领导的电台发往延安。大别山战役的胜利使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卫转入战略进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②东北视察:1948年,辽沈战役前夕,伯父借赴河北、东北考察军需配制及供应情况为名收集情报。其中有河北、东北各地国民党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兵员人数及驻地布防等。回来后交给史永同志,也由上海局刘人寿领导的电台发出。辽沈战役结束后,从歼敌人数,捕获将领和战况总汇来看与所提情报如出一辙。③实行军需独立:在西安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训练900余名军需干部和会计干部,派往各部队实行军需独立。其中300余名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是从西安国民党集中营中以参加军需实习班、研究班学习为名营救出狱。④最后的情报:1948年6月,解放战争已进入全面胜利阶段,蒋介石把台湾作为今后反攻大陆的最后基地,任命陈诚为台湾省长,负责全台湾的布防工作。陈诚很欣赏伯父的办事能力及为人处事且私交也好,就任命他为联勤总部第十补给区副司令兼台湾供应局局长,负责驻台警备部队和陆军全部供应和海空军粮供应。因此可了解部队力量及调动情况和美军顾问团的活动,还有陈诚在陆海空三军中进行派系斗争的情况。“汪维恒调台湾后,我失去了这个很好的情报来源。我原建议把他的关系交出去,但领导上认为我们历史太久,不宜交出,仍由我联系为妥。我便派了许汉城(文革中自杀)跟汪同去台湾,以便必要时往来传达我们间的信息。”(摘录史永《岁寒方知松高洁——悼念汪维恒同志逝世21周年》一文)。我们全家也随伯父去了台湾,奶奶和我母亲留在杭州。1949年春,随着南京的解放,上海解放也在眼前。此时,史永同志几次电嘱伯父返回大陆。怎么离台?什么理由离台成了问题。正巧此时国民党联勤总部整合,将台湾供应局撤消改为台湾补给区司令部。此时伯父职位空出,新任命又未下达,他以母病为由向陈诚请假,只身乘机返回上海。而此时陈良任上海市市长,也需要他来维持上海的后勤工作,协助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军需补给。1949年4月,伯父任上海财政局局长,自己回来了,家属仍在台湾,伯父内心十分焦急。5月初,陈诚因病住院,夫人也去医院陪护,平时两家来往密切,利用陈诚夫人在医院期间,我们全家在5月初的一个中午,不动声色地在基隆码头上船,在轮船启航前5分钟,伯母电告陈诚夫人说“维恒要我们全家回上海。”陈诚知道后立即叫夫人坐汽车赶往码头拦阻,等夫人到码头时,轮船刚好离岸,只听到陈诚夫人大喊:“不要走,危险。”当我们走进船舱,发现里面只有我们一家人。

5月27日上海解放,军代表顾准进驻市财政局,伯父以公务员身份,以“投诚”形式向顾准交接,过后他和顾进行了个别面谈,告诉他自己是1924年入党的党员,顾准听后惊呆了,眼前竟是一个有25年党龄的老党员,疑惑之时伯父请他给潘汉年打电话,而史永的领导为潘汉年正是史永告诉伯父的。“他去台湾时知道潘汉年是我的上级,这是我怕万一出问题找不到关系特地告诉他的。”(摘自《岁》文)见到潘汉年,伯父把新弄到的有关台湾的军事设施、美军顾问团的绝密材料交给潘,也顺便提及了自己党籍问题。潘说:“情报留下,党籍问题以后再说。”

三、在大陆的这些年和漫漫平反路

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伯父先后担任上海市直税局副局长、上海市地政局局长、上海市场预测房地产管理局局长,是上海市一至五届人民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建委委员。1968年10月15日,“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隔离审查,投入上海龙华监狱。1970年12月被送往黄埔区中心医院,此时才允许家属见面。时隔2年多,伯父已无法言语,奄奄一息。1971年1月30日,再次通知家属去医院,此时伯父已处于弥留之际,嘴动了几下就停止了呼吸。嘴的嚅动我理解是党籍的遗憾和要我们申诉。1月30日,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他带着心灵和肉体的伤痕死在上海的一个监狱里,罪名是“叛徒”、“国民党潜伏特务”。人死了不许家属开追悼会,遗体告别和设置灵堂吊唁,只说“骨灰可带走”。我们一家人在火葬场外的草坪上,在寒风凛冽中等待着,当我们拿到骨灰盒时,大家抱头痛哭,心中的苦痛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一家人为伯父平反昭雪走上了漫漫长路,几经绝望到无奈的地步,在沙叔叔(史永)和陈瑛表姐(她在南京受军统追捕时一直住在我们家,后又随伯父去了台湾,解放后为原司法部副部长张友渔之妻)的支持和鼓励下给黄菊写信。1979年3月终获平反昭雪,中央及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和伯父工作过的诸暨、宁波等地都送了花圈,总计760余只。会后骨灰存放龙华烈士陵园。接下来就是党籍的问题了,由于伯父的情报系统是潘汉年领导的,受“潘杨冤案”影响党籍一直无法落实,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198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84)组建字1027号发文《关于恢复汪维恒同志党籍的请示》的批示,同意恢复党籍,党龄从1924年1月算起。2001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发文《关于汪维恒同志骨灰存放意见的函》指出,本着实是求是,特事特办的原则,妥善处理汪维恒同志骨灰存放的特殊问题,将汪维恒同志骨灰从三厅(局级厅)转至一厅(部级厅)。伯父党籍的解决无形中也为父亲正了名,事过多年,逝者已去,生者嗷嗷,虽然来已迟迟,但对生者死者,毕竟也是一种安慰。

四、衷心的感谢和我想说的一句话

光阴似流水,岁月如烟云。时光的流逝抹不去我对伯父和父亲的思念,当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回望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是如此的漫长、坎坷和艰辛。我感谢和感恩于以胡耀邦等为隐蔽战线上的工作者平反昭雪和作出的正确评价;对“青年时报”、“杭州日报”、“征途”、“章太炎纪念馆”的领导和朋友的大力宣传和立场鲜明的报导表示衷心的感谢,想起史永(沙文威)、陈瑛等革命前辈和郑洁群、张辉、莫小米、任维新、黄仁柯、汪槐、沈建中、吴晨、娄连钰等同志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说一声:“谢谢你们的鼓励、支持和帮助。”

近年来有不少文艺作品反映隐蔽战线上的历史。《潜伏》预演后,导演问李克农之孙李凯城看后有何印象,李先生笑答:“除了戴的眼镜像,其他都不像。”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李克农上将:“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新华社一篇文章赞誉他:“没有李克农,中共30年代初以后的历史可能要改写,因为中共中央机关的周恩来等领导人将难逃被捕命运。”晚年的李克农,曾给中央写信,提出要整理中共情报史,安抚那些在谍报战线上为共产党做出特殊贡献的无名英雄和受冤屈的同志及其家属。中共同意后,他出访的第一站是上海,他专程前往祭扫的第一人是李白烈士。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隐蔽战线逐渐被更多人关注,在特殊战线上取得的辉煌战果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知晓。特殊的使命让他们长久以来沉寂在历史的角落里,他们不怕牺牲,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在革命胜利后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内控),有的甚至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惨死。但有一点我始终坚信,他们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所作所为对得起党,对得起共同战斗过的同志和牺牲的战友,当我们今天重温过去的历史时,我要说: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也不应该被历史遗忘,他们理应为我们永远铭记和怀念!(汪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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