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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孙中山政党思想及其影响
时间: 2011-12-23 | 文章来源: 《团结》杂志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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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孙中山政党思想及其影响

彭 健

当现代意义的西方政党制度在中国近代社会甫一现身,中国社会便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政党运动,中国政治由此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在民初那段政党纷起的年代里,孙中山无疑是最具标志性的代表人物,他丰富的政党思想和政党实践及其绵延至今的重大影响,始终是我们无法回避和忽略的。

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再到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一生的政党思想和政党实践丰富而又多变。其中,他对政党和革命党的划分,他从由西方政党制度向苏俄政党制度的转变,实为解读其政党思想之要害。

对政党和革命党的划分,是孙中山的独创,贯穿其一生的政党实践

西方政党制度从近代传入中国,不论当初的“改良派”(康、梁之流),还是“革命派”(孙中山为代表),均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移植和应用,在这一移植过程中,并加入了自己的个性解读和创造。孙中山强调革命党和政党的区分,即是其独特的创建。

孙中山主要是根据政党的组建和活动方式的一些形式表现的不同,将政党和革命党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政党是代议制民主制度建立后的产物,是以选举之和平方式达到政党目的者,政党活动是公开的;而革命党是共和宪政诞生之前的,是以暴力之武装手段实现政党目的者,革命党活动是秘密的。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革命党投弹,政党投票。在孙中山那里,革命党同政党是完全对立的,革命党绝不能简单理解为“革命之政党”。因而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前之兴中会、同盟会均属革命党,只有民国之初的国民党为政党,而后之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也都还是革命党。

孙中山政党、革命党划分的原因,传统观点认为源于当初“改良派”与“革命派”之分,源于其对西方代议制下选举性政党制度的误解。其实,根本之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中西方政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政党目的的不同。西方政党产生于国家现行体制之内,是体制下的产物,与体制是相容的,它通过公开的、合法的选举方式争取执政权,而不是创建一个新政府。而中国的政党,从一开始便产生于体制之外,与现行体制是矛盾的、对立的,它必须通过秘密的、“非法的”暴力方式推翻现政府,创立自己的政权。

  实际上,摆在孙中山面前的政党历史任务并非选举革命,而是一场暴力革命,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这种划分,反映了孙中山对中国社会较为深刻的认识,有利于警示、激励同志斗志,同时在移植的西方政党政治模式下,为自己政党武装斗争提供理论上的合理解释。可见,从这一点上讲,孙中山的政党与革命党划分具有特别的、阶段性的历史意义。但在孙中山的政党实践中,其仅根据一些政党的形式表现而将革命党从政党中绝对的划出去,并不能反映政党的本质,且长期过分拘泥于这一区分,也对其政党实践有消极影响。

孙中山一生花了大量时间去厘清革命党和政党的关系,也在其政党实践中历经反复,了解这一区分是我们正确认识、解读孙中山政党思想所必须。

孙中山从钟情于西方选举式政党制度转变到推崇“以党治国”的一党制政党制度

孙中山的政党思想从一开始接受的便是西方的政党思想,钟情于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政党政治,认为政党应为公开的活动,通过合法的投票选举,争取多数而组阁,获得执政权。1903年孙中山在檀香山荷梯厘街戏院演说便公开宣布仿行美国之制,“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然而,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不相容的。中国社会没有政党选举,政党没有和平方式获取政权的可能,这种西方政党思想与中国现实的巨大差距,一定令孙中山也困惑不已。

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但确立了内阁制政体,且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人们结社结党、参与政治的权利。全国政权的取得,内阁制政体的确立,为孙中山切实实行西方政党制度提供了一次机会,也仅仅是孙中山唯一的、短暂的一次政党实践机会。遗憾的是,在这一时期的政党实践中,孙中山更注重的是民生主义的宣扬,只在政党思想方面,孙对政党政治的指导仍坚持了两党政治、政党内阁。孙中山在1912年7月与美国长老会代言人李佳白的谈话中讲道,“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党总是存在的,而且政府的指导权也总是从此一党转移到彼一党的。”

民国初期这次孙中山短暂的政党实践,随着国民党的全国选举胜利达到高潮,但紧随着宋教仁的被刺杀又很快破灭,用选举来对抗暴力政权是天真而毫无意义的。孙中山在这次政党实践中应有了更进一步的觉醒,在探索中国历史命运的同时进一步开始了对政党制度的探索反思。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孙中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建党方法,使孙在西方政党制度在中国的失败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有极相似之处,这是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不同的。俄国共产党作为体制之外的政党,依靠广大工农武装斗争夺取了国家政权,无疑为孙中山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物。实际上,俄国共产党更似于孙之革命党,俄国共产党的成功,是对孙中山的巨大启示和鼓舞。因此,孙中山晚年开始改变早期对西方政党政治的认识,开始从模仿英美政党制度逐步转向“以俄为师”的一党制政党,实行“以党治国”,确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绝非无中生有,一时兴起。

孙中山参照俄共模式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实行党魁独裁制,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建立了“党军”,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提出了“以党治国”的思想,实行一党制。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把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在孙中山那里,以党治国只是手段,军政、训政、宪政只是一个过程,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西方式的政党政治。

孙中山晚年政党思想有重大变化,但并不能说明他完全改变、放弃了之前的政党思想,对其应该只是暂时的搁置,可惜的是,孙中山对宪政时期的政党制度没有太多的论述。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

孙中山晚年在政党政治上提出的“以党治国”政党思想,开启了近现代中国政治“以党治国”的道路,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政党政治。

众所周知,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的政党思想,是在以英美形式的政党政治在中国实践的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下产生的,是在充分吸收了之前政党在中国实践的失败教训,经过对两种政党体制的比较和反思而做出的选择,反映了孙中山对中国历史和国情更深入和清醒的认识,也反映了孙中山后期对政党在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中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是指国家政权必要由革命党来创建、领导,革命党要实行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一党政治,党权高于政权,可以概括为“以党建国,党权至上,主义治国,党统军队”。孙中山的“以俄为师”改组中国国民党主要限于学习苏俄的政党组织建设、运作方法及建军经验,在政党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却明确拒绝苏俄的政党指导思想,而是坚守其三民主义,虽然他将其做了修正,谓之新三民主义,但本质并无改变。孙中山在1923年1月与苏俄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越飞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便明确表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故孙中山之“以俄为师”的政党改组、“以党治国”均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

要准确理解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还必须将其与他的建国三段论相联系。实际上,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反映了其对我们民主政治渐进式发展的认识和思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孙中山看来,“以党治国”更多表现为一种手段,他的“以党治国”最终归属仍然是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孙中山的“以党治国”中所指之党实为革命党,这已为我们留下了很明显的线索。孙中山自己也讲,“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可见,孙中山的“以党治国”主要贯彻于军政、训政之“革命时期”。

孙中山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现实确需一强力的政党领导革命,确需一党制,但这又与孙中山自己的民主政治追求相矛盾,权与道的矛盾,这是孙中山困惑和为难之处,也是其始终无法建立起一套自洽的、完整的政党思想体系之所在。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政党思想之第一人,中国政党实践之第一人。(彭健,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四川分会副会长、四川省委会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责编 刘则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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