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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我的民革情
时间: 2012-07-24 | 文章来源: 《团结》杂志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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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德星与夫人的金婚合影

 

文/耿筱云

父亲耿德星的一生,是一部传奇,是一本巨著。当年父亲在世的时候,偶尔浏览了几行。现在书籍成灰,永远也没办法知道父亲当年的内心世界了。只是有一件事很欣慰,父亲当年付出深情的东西,也正是我现在越来越深爱的。

从战争中活下来是一个意外

早在年轻的时候,父亲已经以身许国,投身行伍,随时准备用生命报效国家。但他没想到,自己能从一个旧式军校的毕业生,成长为一位将军;更没想到,经历无数次残酷的战斗,能从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1933年,父亲担任国民党29军(原为冯玉祥西北军压缩改编而成)中校营长,与日寇正面交战多次。日本军队不仅装备精良,而且十分凶残。父亲的战友们大都在战争中先后牺牲了。父亲晚年经常提起这样的情景:29军以必死的信念将日军阻挡在长城喜峰口一线,为组织大刀队夜袭日军,向出征的战士们发放最后的薪水壮行。士兵们慷慨陈辞,我们把命都交给国家了,要钱有什么用?战士们毅然踏过满地的银元走上不归路……

1937年9月,父亲担任上校团长,在河北大成县王口镇、子牙河等地据险抵挡日军机械化装备的两个联队,浴血奋战十昼夜,直杀得尸横遍野。敌寇的炮弹落在他的掩体前,掀起的泥土将他掩埋,所幸的是颗未炸的哑弹,才得以生还。为此,同年10月10日的《中央日报》通报嘉奖,并发布了父亲晋升为少将团长的消息。为保卫国家,父亲这一代军人真正做到了视死如归。牺牲之大,让人无法想象。以29军为基干的原西北军100个团,抗战后只剩下8个团。父亲亲眼看着那么多的好兄弟前赴后继战死沙场。他的上司师长赵登禹将军和副军长佟麟阁将军于1937年战争初期就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两年后,军长宋哲元将军忧愤而死。4年后,已经升任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不幸战死,成为二战中同盟国军队战死的最高军衔的将领。曾经的首长和兄弟纷纷从视线中消失了。父亲原本是做好了心理准备,要在抵抗外敌的战争中为国家牺牲的,就象他的那些战友们一样。从那样的战争中幸存下来,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件。此后,父亲认为自己生命的价值,就在于怀念自己的战友,以及服务于战友们为之献身的国家。

父亲于1948年率部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父亲写了《赵登禹将军与喜峰口大捷》一文,原稿现存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纪念展品。

劫后余生都交给了民革

父亲自1956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转业到镇江市商业局工作。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不久被调到民革镇江市委会机关工作。从到民革机关起,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民革市委会的工作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直到1986年离休。那时除了每周6天的忙碌还不够,每逢星期天也不休息,还要蹬上自行车,去拜访民革的老党员、老领导、社会进步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有时还带上我一起去。听他们谈民革工作,当时的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玩,但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1980年起,父亲担任了民革驻会副主委的工作,那时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1980年代的民革处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百废待兴之时,由于文化大革命,民主党派的工作基本限于瘫痪状态。而民革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由驻会副主委带领机关同志去操作。我那时已渐渐懂事,已知道他工作的难度。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民革恢复的工作之中。由于政治迫害,人们对“国民党”3个字噤若寒蝉,对民主党派避之唯恐不及。我记得自己看到民革专用信封落款处,印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字样时,又害怕又新奇。那时民革党员只有寥寥数十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民革”毫无概念。父亲就在这样的不被外人理解的岗位上,为壮大民革队伍和扩大民革影响,默默地、不懈地努力。当时,7个民主党派及工商联的工作人员,挤在一间破旧的老式民房小楼里办公。那狭小昏暗的木制楼梯,踩上去嘎吱作响。扶手一抓,摇摇欲坠。然而,就在那样的环境中,老一辈民革市委会机关的同志们怀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报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民革的正常工作,发展吸收了一批新党员,民革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的肯定和好评,也得到了民革江苏省委会及民革中央的肯定和好评。

最让我难忘的是,民革主委与副主委之间,民革党员同志之间,相处十分融洽,联系十分密切。他们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相互支持。机关的工作人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了民革的发展,坚决贯彻执行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也为了不忘孙中山先生的教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们精诚团结,共同撑起民革这片天。他们把民革的工作当成理想来追求,当成事业来实现,从不考虑个人私利。当他们看到民革党员有困难,需要民革组织出面,他们会毫不犹豫、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当他们经过多次奔波劳累,为民革党员的政治平反,政策落实,待遇恢复,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当他们看到民革党员做出了一些成绩,取得了一些成就,他们会大力赞赏,大力宣传,引以为傲。这一切都是他们对民革党员发自内心的关怀。民革举办活动时,对岁数大需要照顾的党员都格外关照,避免发生意外,他们真是把民革党员当成家人一样爱护。他们的行为、品德得到了党员的敬重和爱戴。父亲戎马半生,又从事党务工作多年,直到79岁才离休,离开了工作30多年的民革机关,从未为己向组织上提过要求,逝世后未留下一分钱,只有他的敦敦教导音犹在耳:“戎马半生无所能,唯以诚待人。”回想起来,父亲他们这一代人,毫无私心杂念,像玻璃一样透明。如果把他的一生言行归纳、提炼出来,用一个“诚”字表达最准确。在我父亲去世时,我曾亲题挽联一幅:两袖清风无憾事,光明磊落在人间,横批是高风亮节。我父亲的一生当之无愧这18个字。

时隔多年,虽然洪维新、丁国民以及我的父亲耿德星等民革老领导已离我们而去,有些老领导已退休在家。但他们为党员办的事,曾经的付出,让人们还时常提起并永远记得他们。

两代人与民革斩不断的情与缘

我记得在洪老任民革主委时,由于我父亲年事已高,他经常亲自登门拜访,与父亲商谈民革之事,征求父亲的意见。当时我尚未参加民革,洪老多次对我说:“小五啊(我在家排行老五),不是每个人都符合条件加入民革,你是年轻的女干部,有文凭有职称有职务,符合条件,应该加入民革,也是用实际行动支持你父亲的工作,不要让耿老失望啊!”他是用实际行动支持驻会副主委的工作,他和父亲配合工作多年,成了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耿老是个极正派、极耿直的好人,你要向他多多学习。”这种政治上的关心,不是每个人能得到的。在洪老的教育下,怀着对父亲的尊重,我在1986年加入了民革。参加民革多年来,我也感受到民革的关心、组织的温暖。现在想起来,我加入了民革,也是实现了父亲的一个愿望。父亲对民革的深情,父亲与民革的缘分,就可以通过我延续下去。为此,我很感激洪老,也十分尊敬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刘承主委在我父亲去世后,每次看到我,都会关切地问一声:“老妈妈可好?”这句话问候了13年,直到母亲去世。我感到,这每一次问候,都是代表民革组织对父亲的一次怀念,都在表明,我的父亲、我的家庭,以及我本人与民革有着永远割不断的情分。

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能够感到,虽然民革市委会委员、领导班子换了一届又一届,但民革的优良传统及老领导的优秀品德却得以传承,他们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好地体现。当年在尢敦立和孙英华即将换届离任时,为了民革的明天,他们千方百计挖来了时任镇江医学院副院长的宋余庆,担任民革的主委。在尹乃强驻会副主委换届离任时,民革选出了年轻的沈红亮同志为驻会副主委,其目的不光是能担起工作的担子,也是让民革更加年轻化,更符合民革发展的要求。5年来的实践证明,民革市委会没有让民革党员们失望,民革机关的同志们,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开拓进取,紧跟时代,将内刊《镇江民革》办得有声有色,民革的网站图文并茂,民革的活动生机勃勃,方法多样。民革的事业红红火火,方兴未艾。我真切地希望,民革的事业更上一层楼,民革的明天更美好,民革的前景更广阔,民革天空的太阳更灿烂。■

(耿筱云,民革江苏省镇江市委会财经支部主委/责编 卢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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