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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及其超越》:协商民主的潜在可能性
时间: 2013-07-29 | 文章来源: 《中国政协》杂志2013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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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泽克感觉到他的“话语的协商民主”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条件下,尚具有空想的性质,所以他对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在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建立、运行了几十年之后,20世纪八十年代,一种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世界产生和发展起来,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显学”。了解、对勘这一理论,不但有助于我们在六十年实践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理论,而且还能够使我们从特定角度反观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主编的“协商民主译丛”,精选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有关代表作品,作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翻译、出版,为我们的了解和研究提供了方便。《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就是该丛书的一种。

在西方学术界,“协商民主”(delibrative democracy )这一概念最先由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Bessette)于1980年提出,经过伯纳德·曼宁(Bernard Mannin)和科恩(Joshua Cohen)的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罗尔斯、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等人的加入和大力倡导,至20世纪末,协商民主理论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论著繁多,观点繁富,各家的意见也都见仁见智,互有差别,要理出头绪来很不容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德雷泽克(John S·Drezek)的《协商民主及其超越》(2000年),即是对协商民主理论发展迄今的成果进行批判性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独特的、富有想象力见解的一部重要著作。书的篇幅并不大,中文版的字数仅15万左右,但是信息的含量、理论的含量都相当丰富厚实。读过本书,我们对当前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现状及其特征,会有一个基本的鸟瞰;对德雷泽克教授关于协商民主未来发展的无拘无束、视域开阔的理论建构和想象,会有一种惊诧、好奇和钦佩。

众所周知,协商民主是针对选举民主的缺陷与不足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协商民主并不是要否定和替代选举民主,而恰恰是以选举民主作为基础和不言自明的出发点。协商民主理论认为,选举民主并不是不好,但是还不够,而且有弊病,所以要用“更多的民主来救治民主的弊病”,使民主更真实、更广泛、更普遍。根据德雷泽克的归纳和分析,迄今的协商民主理论用来对选举民主进行“救治”的方案有两种思路:一是自由宪政主义的思路,一是批判理论的思路。他认为,两种思路都有其局限,对于西方现存的自由民主制度太过妥协,所以他要突破这两种思路的局限,用他称之为“话语民主”的协商民主思路来加以拓展和推进。

所谓自由宪政主义思路的协商民主理论,德雷泽克归纳道,它是通过三条途径把“自由宪政”和“协商民主”连结起来的。一是自由宪政所承认和尊重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权利,获得基础教育的权利,以及一定水平的物质福利的权利,为有效实现协商民主提供了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才能通过“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由公共理性”来追求和聚合各种利益诉求。二是自由宪政主义原则下的政府机构和立法机构创造了协商民主所必须的公共领域,也就是“对基本问题和公共政策问题进行有序而严肃讨论的公共空间”。如果政府机构和立法机构的规则与公民权利发生冲突,那么这些规则就正是需要协商的对象。三是公民为参与协商民主而应该遵循的“公共理性”和应该具备的“知识和愿望”。概括起来说,协商民主的三个基本要素,就是公民、公共空间和公共理性。

德雷泽克指出,上述自由宪政主义思路的协商民主理论有很多局限,它首先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产物,资本主义宪政使利益集团拥有诸多参与政治体制的途径,而多方面的不平等和排斥(比如非裔美国人长期被排斥在有效的政治参与之外)并不能得到弥补。其次,当重要政策问题跨越国界(如气候、生态)时,自由宪政主义的路径又显得非常无力。而德雷泽克认为,他所倡导的“话语民主”,就是一个重要的替代。

批判思路的协商民主理论以从哲学上对“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的区分为基础,在它的代表性作家如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工具理性已经入侵并且征服了并不属于自己的领地,导致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彻底科学化、官僚化和商业化;而作为个人之间的理解的交往理性的全部潜力有待于挖掘和发挥。正是基于这一点,批判理论家认为,在政治交往和协商中,民主参与能够改变个体,使个体变得“更有公共精神,更容忍,更有见识,更关心他人利益,更追求自身利益”,这与自由宪政主义所作的根本假设,即政治参与不可能改变个体始终受私利的驱动而行动的本性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批判理论与民主宪政主义又倾向于一致认为,避免扭曲政治对话是协商民主的本质,而资本主义的宪政和法律安排能够消除这种扭曲。德雷泽克认为,这说明“他们有一个相似而且实际上普遍的趋势,即按照一些时髦的事实来看待经验事实,并没有严肃地专心从事经验政治科学的发现。”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正在减弱,而为自由宪政主义所同化和吸收。

在对自由宪政主义思路和批判理论思路的协商民主理论的梳理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德雷泽克一面回应“社会选择理论家”和“差异民主论者”对协商民主理论所提出的种种质疑和挑战,一面提出了自己的“话语民主”的设想。什么是“话语”?德雷泽克说,“一个话语就是使内嵌在语言中的世界变得有意义的一些共同手段。任何话语总是会基于一些假设、判断、争论、安排和能力。这些共同的参考条件使得参与特定话语的那些人会将一些感知信息设想和编辑成内在的故事或者思想,而这些故事或思想则可以通过内在而客观的有价值的方式来交流。因此,一个话语往往会以一个核心的故事情节而展开,包括对事实和价值的一些看法。”这是一段渗透着浓厚的语言哲学意味的对“话语”的阐释和论述,其要点在于认为“语言”对于人们建构和感知世界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和作用,“语言”编织“故事”,“故事”建构和说明世界,蕴含着价值和思想。通过讲“故事”和听“故事”,人们达成了互相之间的交往和沟通。

进一步说,这样的“话语”如果能绝对地获得一个前提,“即不存在由于权力运用而形成的主导、支配、灌输、宣传、欺骗、纯私利的表达、威胁和强制性的意识形态依从等扭曲行为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通过自由的话语交往和竞争,表达自己的想法,倾听他人的观点,在此过程中互相理解,不断修正自我,调整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在不损害、不违背任何一方的情况下达成利益和见解的一致。

德雷泽克提出,正是基于“话语”的这一功能,而并非基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宪政结构,协商民主才能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和更加深入的层面得到发展。而协商民主的核心,则是“话语竞争”,只要让广泛的具有各种不同能力的参与者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参与到争论中来,那么这一民主形式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他写道,“话语民主应该是多元的,它意味着有必要在不消除差异的情况下进行交往;话语民主应该是反思性的,它质疑既有传统(包括协商民主本身的传统);话语民主应该是超越国界的,它有能力超越国界,进入没有宪政框架的情景;话语民主应该是生态的,它与非人类的自然的交往是开放的;话语民主应该是动态的,它对民主化的约束和机会是不断变化的。”

也就是说,这一他称之为“话语的协商民主”,在一国之内可以容纳各种差异而达成一致;在国际上可以超越政治体制的不同实现协商对话,解决诸如宗教冲突、能源危机、环境退化等等的难题;甚至可以在人与自然之间实现协商,解决日益逼近人类的生态危机问题。德雷泽克这里对“话语的协商民主”的潜在可能性和广阔前景的描述预测,非常富有激情,表现了他要“用一种永远有自我重塑能力的政治学去创建以及适应一个新世界”的抱负;他的思路,也自有其广阔的视野、阔大的胸襟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于思考人类政治的未来,有诸多的启发。然而,他所设想的“话语的协商民主”,是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也即他所说的不存在由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强制和扭曲的情形下才能实现,那么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强制和扭曲”?这是本书没有涉及的,事实上他也无法涉及。本书的令人钦佩的地方在这里,令人不餍于心的地方,也在这里。

正因为如此,他也许也已经感觉到,他的“话语的协商民主”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条件下,尚具有空想的性质,所以在本书中文版序中,德雷泽克对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认为,他所倡导的“话语民主”,“能够与许多不同类型的协商实践联系起来,尤其是与中国地方层级上的协商实践联系起来”,“与中国许多城市和乡村正在开展的咨询会、恳谈会和听证会等协商实践形式联系起来”。德雷泽克教授本书对我们的有益启发,其落脚点也许正在这里。(吴先宁)

(作者: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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