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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此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时间: 2013-10-12 | 文章来源: 民革广西区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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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此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的研究,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救国会、民盟,参加筹建了民促、民革,他一生追求真理,坚持进步,其民主革命思想反映了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对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的不懈追求,其民主革命思想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发展的过程。

一、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步萌芽

陈此生,原名陈勉勤,1900年出生在广东省佛山镇一个中医世家。陈此生的父亲字颐元,医术好,收入丰厚,却秉持“靠自己的本领谋生,求人是很难的”理念,为了锻炼子女们的“独自谋生”能力,陈颐元“不供养子女读书”,让他们到社会上自谋生路。因此,陈此生在14岁那年便到广州投考公费的广东海军学校。陈此生认为这对自己是件好事,“两手空空走出家门,求学、谋生的经历练就了他一身傲骨和辨别是非的本领”。

陈此生在广东海军学校苦读5年,临近毕业之际,因参加学潮活动被校方除名,到上海一个私立学堂任教。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在南方地区风起云涌,热血青年无不向往南方。在一股热情驱使下,陈此生到桂林的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普通教员。但当时的他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并不十分理解,既不敢参加共产党,也不愿参加国民党,只是在教员岗位上兢兢业业,一心教书育人,对政治活动没作太多的关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孙中山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肆屠杀迫害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陈此生任教的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裴邦焘以及李征凤、苏鸿基等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许多热血青年被逮捕迫害。裴邦焘等人视死如归,行刑前,沿途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反动派,中华民族万岁,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陈此生目睹这残酷现实和许多无辜青年的鲜血,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憾,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行径感到愤怒和厌恶,他曾这样自述内心思想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这种野兽般的行为,给我很深刻的‘教育’,使我从此坚决地不向他们谋名谋利,坚决地不‘助纣为虐’。但对于革命之道仍然毫无认识,没有参加革命的勇气。”

陈此生的胞兄陈勉恕对共产党事业的执着追求,对陈此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勉恕是广西早期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广西省立一中校长、南宁民国日报社社长、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青年部部长、中共南宁地委书记等职,在建党、建团、搞学生运动、支持农民运动中,做出卓越的成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新桂系先后5次发出电令和通缉令,通缉追捕陈勉恕。陈勉恕潜往香港,后又回粤参加广州起义,担任了广州公社肃反委员会审判员。起义失败后,陈勉恕到香港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创办《香港小报》等革命报刊,写了许多杂文,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陈勉恕曾多次被拘捕、逼供、毒打,身体受到摧残,但仍放弃他的共产主义信仰追求。其父陈颐元给了他一笔钱,要他出国避难,陈勉恕却将这笔钱用于地下活动。这样一位胞兄让陈此生对共产党人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也让他的内心滋生了对共产党人深深的同情和支持。

1928年,经好友陈汝棠的介绍,陈此生先后在广州附近的高明县立第三小学校、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和莞县石龙镇私立中学当教职员。这几所学校都隐蔽了不少共产党人,特别是高明县立第三小学校,就是陈汝棠按照陈勉恕的授意,利用办学为掩护,为共产党建起的一个秘密工作点,校内不少教师都是共产党人,陈此生在这些学校,对共产党人有了更深的接触和了解,也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陈此生还在广州结识了共产党早期党员杜君慧和朝鲜革命党人金奎光夫妇。他在杜君慧的帮助下,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时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大都是从日文版转译过来的,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还主动向金奎光学习日语,不久即能阅读日文版的《社会主义讲座》之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此外,陈此生还受到了进步作家鲁迅很大的影响。他十分喜爱鲁迅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杂文,每晚临睡前必要读上几篇鲁迅的作品才肯睡觉。鲁迅对官僚士绅和“高等华人”的揭露和讽刺,使他感到痛快淋漓,年轻的陈此生以鲁迅的价值取向作为学习楷模,“以鲁迅之所是为是,以鲁迅之所非为非”。经过反复、深入的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此生才逐渐“从鲁迅的价值取向转向了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观”。

从1924年至1930年,年轻的陈此生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如其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了他很大的触动,进步作家鲁迅、共产党早期党员陈勉恕和杜君慧等人对他的影响,使他从一位只知教书育人的学校教职员,转变到关心政治、社会,并产生了改变社会的思想,再加上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厌恶、不满,他开始有意识去接触、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思想由此在他的心底萌芽。

二、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时期

1931年,国民党左派人士李任仁出任广西教育厅厅长,邀请陈此生前往广西工作。李任仁是新桂系首脑白崇禧的老师,李宗仁、白崇禧以反蒋为旗帜,约集一些国民党内左派人士到广西任职,以壮大反蒋声势。李任仁与陈此生是至交,邀请陈此生到广西工作,并再三叮嘱他物色几位好教授来广西。陈此生认为邀请一些思想较为进步的教授到广西任教,向青年们灌输一些新思想,对于形成广西政治新局面还是有益的,因此欣然前往。

陈此生到桂林后,出任教育厅主任秘书,不久兼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教导主任。在李任仁的支持下,陈此生在广西教育界推行了一系列开明进步的方针,在广西师专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科学等课程,邀请了杨东莼、薛暮桥、陈望道、施复亮等一批思想进步的知名教授学者到广西师专任教,给当时沉闷的广西社会特别是教育界“吹来一股新的民主空气” ,极大地影响了一批青年,壮大了左翼力量。 他“巧妙地利用桂系同蒋介石的矛盾,在白色统治下,建立了一个小小的革命据点”,使“广西师专成为除苏区外,当时国内独一无二的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民主思想,实行科学教育方针,学风端正,思想活跃的高等学校。”陈此生还曾致函鲁迅先生,恳切希望他来广西师专任教或开讲座,可惜鲁迅复信以久不登讲坛而婉拒。

陈此生在教育界的开明方针,引起了新桂系顽固分子王公度、韦永成等人的不满,受到他们的排斥。陈此生不肯与新桂系顽固分子虚与委蛇,拂袖而去,转赴上海,闭门研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经杜君慧的介绍,他在上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政治性团体,使他得以有机会与文化领域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为了能阅读更多的日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此生还和夫人盛此君、挚友陈汝棠东渡日本,到东京潜心研习马克思主义将近一年。归国后,陈此生把他编译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改名为《苏联经济地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显然,在日本研读期间,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还对苏联的经济社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1936年,国内抗日声浪更加高涨,新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亦日益激发。陈此生接到李任仁的通知,得知广西等地正在酝酿成立粤桂湘三省联盟,成立抗日反蒋政府,要他到南宁参与其事。陈此生到南宁后,经李任仁介绍,参加了新桂系的反蒋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负责该组织的文件起草工作。陈此生曾这样提到他当时的想法:“为了工作关系,由李任仁介绍我参加他们用以反蒋的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这同志会的纲领抄袭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一部分,对于‘三大政策’则只字不提,实质上‘革命’的气味微薄得很。但我当时满脑子的幻想,竟糊里糊涂地同意了。”

1936年6月1日,新桂系和陈济棠发表通电,举起抗日大旗反对蒋介石,但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抗日反蒋政府”,在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下,很快就解体了。“抗日反蒋政府”的失败,使陈此生彻底看清了新桂系等地方军阀的真面目,“所谓‘六一运动’,完全依靠地方军阀如刘湘、龙云、阎锡山等的互相勾结,对于革命力量根本就不敢接近。而这些军阀,又皆是看风使舵的角色,其转瞬消灭是当然的。在广西搞出一个比较进步的局面的幻想,至此完全破灭了。”

1931年至1936年在广西教育厅、广西师专的任职,以及参加新桂系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和反蒋抗日活动,陈此生还抱着很大的改良思想,以为新桂系有别于实施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以为在新桂系的领导下,广西可以获得一个开明、进步的局面,但所遭遇的种种失败与阻挠,很快使他发现改良的道路不通。对马克思主义更深入的研究,对新桂系幻想的破灭,使他对国民党的腐朽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从此转向寻找更为进步的民主革命力量,不久即在香港加入了救国会。

救国会是以上海为中心,由爱国知识分子发起组织的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其奋斗目标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救国会对各党各派做了大量工作,以促成各党派重新调整政策,联合抗日。陈此生与李章达、陈汝棠、杜君慧等人负责组织“抗日救国会华南区总支部”,成为广西最早参加救国会的三人之一。如果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显示出陈此生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进步力量的向往,加入救国会则标志着陈此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已经基本形成。其民主革命思想在他当时发表的文章《五四的遗产》中可以窥其一斑,那就是要求更进步、更民主,“现在所要求的民主政治比之‘五四’时代,只能更进一步,而不能后退到原来的地点”。

三、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时期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陈此生根据救国会的工作部署,返回桂林从事团结抗战的工作,负责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具体工作,并担任文化供应社总务部主任,积极开展抗战宣传工作。

广西建设研究会表面上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实际上是新桂系对外炫耀进步的一块金字招牌和联系各方政治势力的纽带。武汉失守后,千家驹、胡愈之、邹韬奋等一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齐聚桂林。陈此生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将许多文化界进步人士安排进广西建设研究会。这些进步人士的加入,使广西建设研究会变成了全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在桂林开展抗战进步文化事业的重要基地。此时,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桂林办公厅”主任,积极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也在桂林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秘密领导成立抗日救亡文化中心。陈此生在李济深、李克农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思想上受到了他们的较大影响。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愈演愈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左翼人士也面临被迫害的处境。李克农在撤出桂林之前,嘱托陈此生一定要尽全力帮助左翼人士撤退,并把一批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进步书籍送给了他。陈此生帮助邹韬奋等左翼进步人士离开广西后,也弃职转到香港,在廖承志的领导下,继续从事抗日救国工作。

日本占领香港后,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陈此生和梁漱溟等人从香港秘密回桂林,后又撤往昭平、八步。此时的他政治理论水平得到更为显著的提升,民主革命思想也在实践与探索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和梁漱溟在八步举办民主讲座,主讲《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广西日报》昭平版写专论文章,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根据“民盟”中央的指示(抗日救国会已经1942年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于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八步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的筹建工作,并被选为委员。

在桂林、昭平、八步时,他和何香凝、李济深、柳亚子、李任仁等人时常聚会,共同商讨抗日救国之路。在交流与磋商中,他深刻认识到,要打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仅靠国民党外的政治力量是不够的,还要联合一切不满现状的国民党人,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组成强大的抗日力量,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这也是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共识。

为了凝聚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反蒋抗日力量,陈此生开始为组织国民党内民主派的联合而奔走。抗日胜利后,他根据李济深、何香凝的指示,加紧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他亲自起草了《民促章程》草案,由何香凝署名后,赴梧州送交李济深签署,再赶赴广州送交蔡廷锴组织实施。

1946年4月14日,陈此生在广州参加了“民促”成立大会。大会发表了成立宣言,提出在中国实行民主的重要性:“中国如欲成为一革命的三民主义新国家,非实行民主不可,中国如欲富强自主,外足以抗强敌,内以安民生,亦非实行民主不可,中国如欲在此分裂空前危难局面下重新团结,寻求和平统一,更非实行民主不可”,宣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以“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为行动的最高准则,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陈此生在大会上获推选为常务理事。

从1936年至1946年,陈此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这期间,他受到了李济深、何香凝等人较大的影响,也曾在李克农、廖承志等中共领导人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还参加了进步政治组织民盟东南总支部、民促的筹建工作。特别是民促的建立,凝聚了他较多的心血,他亲自起草的《民促章程》草案,可以说是他政治理念的最终体现,筹建并加入民促也可以说是他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实践。

此后,陈此生在广州担任《华商报》社论委员,专门撰写与民主党派有关系的社论。他以犀利的笔锋论评时政,表达自己的民主革命思想,有“纵论时局,尖锐特甚”的美誉。他在《华商报》复刊号上发表的专论文章《先要打开建国之门》,指出民主联合政府的应有实质,打开建国之门的先决条件是尽快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但我们所要的联合政府绝对不是“在国民政府里‘容纳’几个异党分子做‘伴食宰相’”,而“是联合民主底各阶级共同掌握政权,依靠最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一切政策”,充分表露了他对民主联合政府的看法,即要大联合,要真正的民主。

1946年5月,国民党特务捣毁了《华商报》广州办事处和印刷所、封闭了“民促”所办的刊物。为了避免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陈此生和蔡廷锴等人迁到香港,继续从事反蒋民主革命运动。1947年春,陈此生到上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还抽空到中共驻沪办事处拜会了董必武,听取他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此时的他在思想上早已做好了与独裁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彻底的切割、接受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准备。

1948年元旦,陈此生在香港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陈此生与在港的各界民主人士发布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并负责起草了民革响应“五一”号召的《声明》文章,认为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中提出的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是“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表示拥护“五一”号召,愿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1949年1月,陈此生离港北上,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和第一次全体会议,从此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四、简评

纵观陈此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从转变的时间看, 可依据2个时间节点进行划分。一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二是1936年新桂系与陈济棠联合反蒋失败,陈此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据此可以划分为萌芽、形成、发展三个阶段。第二, 从转变的过程看,陈此生的思想转变与政治活动相互交融。他在政治活动实践中不断吸收他人的思想素养,早期受到共产党早期党员杜君慧、陈勉恕,以及进步作家鲁迅的影响较大,中期受到李任仁一定的影响,后期受到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影响,他在民主革命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民主革命思想,使自身的民主革命思想日趋成熟。第三, 从转变的程度看, 陈此生虽曾寄希望于对政治、社会进行改良,但与别的知识分子不同, 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政治理论水平较高,在改良遭遇失败与挫折时,他深刻意识到,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必须接受一个更为进步的政治力量的领导,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许多人所不及的。综上所述,陈此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反映了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对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的不懈追求,陈此生不愧为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

(作者佟义东为广西民革党员,现任民革广西防城港市委会副主委、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政府挂职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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