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建邦為《光風霽月——程潛與近代中國》作序         2023年09月20日10:08

9月18日，《光風霽月：程潛與近代中國》出版座談會暨捐贈儀式在民革中央機關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鄭建邦出席並講話。鄭建邦曾為該書作序，刊登於2023年1月19日《團結報》第5版。以下為序文全文——

程潛

程潛先生的畫傳《光風霽月——程潛與近代中國》即將由團結出版社出版，程老先生的家人希望我為此寫些文字，忝為序言。於我這個民革后輩來說，這既是愧不敢當，又是殊感榮幸的事情了。

程潛先生（1882年—1968年）表字頌雲，湖南醴陵人，是民革杰出的前輩領導人。由於他德高望重，畢生愛國，追求進步，對國家、民族頗多貢獻，無論他生前身后，人們都習慣地尊稱他為“頌公”。

作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著名的愛國政治家、軍事家，頌公於政治、軍事上的建樹自然是不少的，而其對中國傳統文化學養之深厚，為人品格之高潔，對中華民族振興追求之執著，又是他所處時代的佼佼者，故而頌公家人將這部畫傳定名為“光風霽月”，意在形容“雨過天晴，萬物明淨”。論人是說頌公一生注重個人品格修為：論世則講頌公畢生追求國家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幸福。竊以為這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這本畫冊，使用大量珍貴照片、圖片展現了頌公的一生。

頌公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從參加辛亥革命，到護國、護法運動﹔盛年時期，則參與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新中國成立前夕，他順應歷史發展和人民願望，克服重重困難，置個人及家庭安危於度外，毅然在湖南和平起義，不僅使湖南家鄉免於戰火，也為后來四川、雲南等地的和平解放樹立了榜樣。縱觀頌公一生，說他始終站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前列，應該是毫不為過的。

在舊中國，一個人要做到“始終站在歷史發展的前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舊中國政壇，有太多東西干擾政治、軍事人物的選擇，而能讓人始終做出正確選擇的因素無非兩點：一是“一眼萬裡”，洞察國家、民族發展之利弊﹔二是“天下為公”，無私忘我。

頌公早年在日本與湖南籍革命黨人黃興、宋教仁等人交游，而后又結識了孫中山先生，對其革命思想深為感佩，從此追隨孫中山先生，開啟了一生革命之路。1905年，頌公加入了同盟會，隨即參加“丈夫團”，投身反清革命活動。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之后，他被清政府派到四川訓練新軍。不到兩年，就當上了第十七鎮正參謀官。但武昌起義槍聲一響，他毫無貪戀富貴之心，立即趕赴上海參加起義，后隨黃興投身戰斗一線。在武昌龜山炮台上，頌公利用自己在日本學習的炮兵技術與清軍死戰，予敵重創。

此后，無論是二次革命，還是護國運動、護法運動，頌公始終追隨孫中山先生英勇奮斗。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雖然頌公對加入“中華革命黨”需要按手印、立誓紙等封建陋規不以為然，拒絕入黨，但他堅定信奉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不曾稍有動搖。

1923年初，孫中山先生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積極推動國共第一次合作，欲重舉北伐大業，卻痛感身邊缺少軍事人才。四顧無人之際，發覺頌公的履歷、資格、能力齊全，遂任命其為大本營軍政部長。頌公又以大本營的名義創辦了軍政部講武學校，自任校長。后來軍政部講武學校的學生，被並入黃埔軍校為第一期學員。

不惑之年的頌公，不遺余力地培養扶植后輩革命青年們。當時，許多三湘子弟受其感召，踴躍前往廣州，報考黃埔軍校，積極投身國民革命運動。但在漢粵鐵路通車之前，從湖南到廣州這段路程卻是十分艱難的。一般先要從長沙乘坐火車到武昌，再渡江到漢口，坐輪船前往上海。在上海租界稍事休息后，復乘海輪到達香港，經香港最后抵達廣州。當年我的祖父鄭洞國將軍，就是從兄長那裡要了60塊銀圓盤纏，由長沙通過上述路線，一路輾轉到達廣州的。然而，這樣一筆不小的開支不是每個人都能籌措到的。而且，即便一些年輕人千辛萬苦趕到廣州，也未必能報上名。如陳明仁、李文等在軍政部講武學校受訓半年，后被並入黃埔軍校第一期﹔陳賡、宋希濂則運氣不好，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了黃埔第一期。我的祖父鄭洞國到廣州時，也因黃埔軍校報名期已過，不得不冒用別人的名字考進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可以說，許多湖南子弟不遠千裡來到廣州，很大程度上是受頌公這位辛亥革命元勛的感召。

1926年，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中，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頌公率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這支勁旅，一路沖殺，直至攻克南京。遺憾的是，后來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實施“清黨”，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導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失敗了。頌公也在國民黨新軍閥的內斗中，被褫奪軍權，被迫下野。

下野之后，閑居上海的頌公，自籌經費創辦名為《南針》的雜志，積極主張抗日救國。1935年，基於頌公聲望，他重被啟用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年底正式出任參謀總長，主持制定《中國國防計劃綱領及程序實施方案》，為后來的抗日戰爭做了戰略計劃和戰前准備。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頌公先后就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重慶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等職，親身經歷並指揮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的許多重大戰役。

這本畫冊中收錄了不少頌公抗戰時期的照片。其中一張頗令人矚目：在1945年9月3日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日這天，蔣介石與頌公共同乘坐敞篷汽車，接受群眾歡迎。照片中蔣介石志得意滿地向群眾揮手致意，頌公則正襟危坐，面色嚴峻凝重。蓋因抗戰之艱辛、軍民犧牲之慘重，頌公這位經歷了整個抗日戰爭的老軍人，心中悲欣交集之狀，頗難言表也。

《光風霽月——程潛與近代中國》中講述湖南和平起義的過程，無疑是頌公一生事業最重要、最艱危的經歷了。

頌公身為國民黨元老，幾十年的宦海沉浮，使他早已看清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集團失去民心，必將失敗。而中國共產黨則朝氣蓬勃，其政策主張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深受中國勞苦大眾的熱烈擁護，不愧是孫中山先生事業最忠實的繼承者。他決心協助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反動統治，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進而完成孫中山先生未竟的事業。因此，他主政湖南后，即暗中籌劃湖南和平起義事宜。

斯時也，身為湖南省政府主席的頌公，看似望高權重，實則周圍暗流涌動，危機四伏。一面是蔣介石與桂系首領白崇禧等對頌公威逼利誘，日甚一日﹔一面是特務橫行，軍隊內部人心浮動、主張各異。稍有差池，便會事敗身死、功虧一簣。所幸在共產黨人的鼎力幫助下，頌公與他的黃埔軍校時期的學生陳明仁將軍通力合作，周密籌劃，終使起義成功，湖南全省和平解放。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從新中國成立的大局出發，高度重視湖南和平起義事宜，並充分考慮到頌公的一些顧慮和困難，特別批准參加湖南和平起義的國民黨部隊番號為——中國國民黨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此舉讓許多顧慮重重的國民黨將領們放下了思想包袱，棄暗投明。這些無不體現出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博大政治胸襟和氣魄。當時我的祖父鄭洞國將軍已在東北長春兵敗卸甲，精神上正陷入巨大的痛苦和彷徨之中。湖南和平解放的消息傳來，讓他的思想為之震撼。頌公是他的師長輩長官，陳明仁將軍則是他患難與共過的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學。他們的政治抉擇，難道不應該成為他的榜樣嗎？

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給予頌公極高的禮遇和信賴。頌公不僅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而且長期在湖南擔任省人民政府主席。他以古稀之年，經常深入基層，為家鄉興修水利，造福桑梓。

頌公也是民革德高望重的前輩和杰出領導人。1956年，頌公當選民革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在民革中央任職期間，他始終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我想，正是因為頌公既能“一眼萬裡”，把握時代脈搏﹔又能“天下為公”，無私奉獻，才使我們將他作為民革的政治榜樣，永遠深切地緬懷他、學習他。

“光風霽月”四字，恰是頌公一生的寫照！

是為序。

（本文原載於2023年1月19日《團結報》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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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鄭建邦